为深入推进广州中医药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的建设与发展，加强医学人文二级学科博士点建设，并探索马克思主义学院在交叉学科领域的发展新路径，2025年10月24日上午，广州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于人文楼403会议室成功举办了医学人文前沿讲坛第三讲。本次讲座荣幸地邀请到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院长余成普教授担任主讲，其主题“医院民族志：我们如何在医院展开调查与研究”直指医学人文研究的核心方法论。学院党委书记龚建文、林志彬副院长、曾庆娣副院长，以及马克思主义学院和其他学院的师生共同参与了本次学术活动，讲座由曾庆娣副院长主持。

一、理论溯源：从“封闭孤岛”到“社会之镜”的医院认知转向

余成普教授的讲座始于对医院民族志理论脉络的清晰梳理。他开宗明义地指出，理解医院民族志，首要在于理解其如何“定位医院”。在这一根本问题上，学术史上形成了两种泾渭分明却又相互补充的理论取向。

早期研究受结构功能主义与福柯权力理论影响，将医院视为“孤岛”或“全控机构”，强调其封闭性与规训机制。例如，戈夫曼对精神病院的民族志研究揭示了医院如何通过空间安排与身份重构实现社会控制。而随着医学人类学的发展，医院逐渐被理解为“社会文化的缩影”，其运作逻辑与外部政治经济结构紧密关联。余教授强调，这两种取向并非简单的取代关系，而是构成了医院民族志理论发展的辩证张力。从“孤岛”到“大陆”的认知转向，标志着研究视野的根本性拓展，使得医院民族志从专注于内部控制的微观社会学，发展为能够连接微观互动与宏观结构的、充满活力的研究领域。

二、方法实践：伦理、进入与角色定位中的田野技艺

在构建了坚实的理论框架后，余成普教授转向了医院民族志实践中最为棘手也最富挑战性的环节，即田野调查的方法论“关键节点”。他结合自身在器官移植、糖尿病管理、辅助生殖以及儿童ICU等领域的丰富研究经验，将抽象的学理转化为鲜活而深刻的实践智慧。

1.伦理审查的本土化策略

伦理审查是医院民族志研究者面临的第一道门槛。余教授比较了全球范围内伦理审查，针对中国的语境，余教授提出了极具现实操作性的策略。他坦言，以“医院民族志”为名单独申请伦理审查，在由生物医学专家主导的医院伦理委员会面前往往步履维艰，因为后者难以理解“参与观察”何以构成“科学”。因此，他倡导一种 “依附性通过”策略，即将其民族志研究作为医院内部某个大型生物医学研究项目的“人文社科子课题”，搭乘其便车通过伦理审查。这并非投机取巧，而是在现有体制下为质性研究争取生存空间的智慧之举。更重要的是，他指出，伦理绝非一纸批文，而是贯穿研究始终的自觉实践，包括详尽的知情同意、彻底的匿名化处理，以及将研究成果反馈给研究对象，使之从中受益，实现“研究互惠”。

2.田野进入的关系实践

如何“进入”田野，是横亘在每一位民族志学者面前的现实难题。余教授将其归纳为四种典型方式：（1）无医学背景的学者通过关系网络或正式申请进入；（2）身为或曾为医护人员的“圈内人”进行自我民族志或内部观察；（3）研究者以自身病患经历为基础的自我民族志；（4）冒充病人的隐蔽观察（这一方法因严重伦理问题而被明确反对）。

在中国情境下，“关系”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余教授以自身研究为例，生动讲述了如何通过挖掘“同乡”这层非正式社会关系，成功叩开器官移植领域研究大门的故事。他将其精辟地总结为“进门靠关系，站稳靠自己”。关系的引荐提供了初始的信任，但长期的田野驻守则依赖于研究者的真诚、谦和与持之以恒的互动。他进一步分享了其团队研究生通过帮助科室处理杂务、甚至为医护人员打饭等“微不足道”的行为，逐渐从“局外人”变为被接纳的“自己人”的案例，揭示了田野进入本质上是一个社会资本与个人情感共同投入的长期过程。

3.角色定位的反思性平衡

进入田野后，研究者面临的核心方法论挑战是角色定位。经典的“参与观察”要求研究者在“完全的参与者”与“完全的观察者”这一连续光谱上找到自己的位置。然而，在医院这一高度专业化、科层化且情感密集的场域中，理想的参与往往难以实现。

对此，余成普教授引入了吉特·温德（Gitte Wind）提出的“协商互动式观察” 概念，作为对传统“参与观察”的反思与超越。这种方法不预设研究者必须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而是将民族志过程视为一个研究者与田野中各类行动者之间持续不断的、双向的互动与协商过程。它要求研究者高度反思：我们是如何与谁建立关系的？互动是如何展开并被解读的？例如，余教授谈及自己在调查时坚持不穿白大褂，以区别于医生身份，确保患者能更坦诚地交流；他还指出，例如，在儿童ICU研究中，研究者既需共情患者家庭的悲恸，又需保持足够的理论距离以进行批判分析。

三、方法论启示：民族志作为联结理论、现实与文化的桥梁

余成普教授的整场讲座，不仅是一次关于特定研究方法的技艺传授，更是一场深刻的方法论启蒙。医院民族志的实践，以其对具体性、情境性和过程性的执着，展现出打通纯粹思辨研究与现实问题研究之间壁垒的强大潜能。尤为重要的是，医院民族志为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供了一个极具操作性的方法论桥梁。另外，医院民族志以其对“他者”经验与“地方性知识”的尊重与发掘，有助于构建中国自主的医学人文知识体系。它促使我们反思以西方为中心的医疗现代性叙事，转而从中国自身的医疗制度变迁、医患关系模式以及民众的健康观念中，提炼出具有本土特色的理论概念与分析框架。这不仅是对全球医学人类学的重要贡献，更是文化自信在学术研究中的具体彰显。将来，马克思主义学院将继续深化医学人文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交叉探索，推动学科建设在扎根中国现实中实现理论创新。

摄影人：陈禹瞳

撰稿人：徐菲儿

审核人：曾庆娣

审定人：龚建文